终身监禁是比死刑更为残酷的刑罚。

刑法使得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强烈干涉成为可能。《意大利宪法》第27条规定：刑罚不得含有违反人道之处分，而应以受刑人之再教育为目的。

最后，对第37条的人身自由不能仅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的自由，而应理解为更广意义的人身自由，即公民免受国家机关非法地通过行政的或者刑法的强制手段予以侵犯的自由。[52]法益保护原则自出现以来一直都被认为属于限制刑法的原则，正如Credo所言，不是所有的目的都能算刑法合法追求的目的，只有保护法益的目的才算。[106]犯人也是人，对付犯人的人，应当想到犯人具有和自己一样的人格尊严。[60]例如，如果仅将法益理解为法所保护的利益，那么，就会导致法益概念的抽象化、扩大化，于是，国家理念、政府的所有利益都因为受法的保护而成为法益，对政府不利的结论、集会、言论等都可能成为处罚对象，这显然不合适。[14]这一定义虽然没有使用宪法一词，但其中的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基本权利的实现，就是基于《德国基本法》的规定与原理。

但是，日本最高裁判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认定该规定合宪，[99]直到1973年才通过大法庭判决的方式，判定杀害尊亲属罪的规定违反宪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应归入无效。任何被拘禁者，都不可能在其人格不遭受重大障碍的情况下忍耐15年以上的拘禁，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二类事由，因行政行为所致的情势变更案件有21件，其他事由案件为14件。

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形，例如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市场价格小幅波动或市场价格正常调整，此时双方的交易成本仍然处于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合同的约束力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无法定或约定的情形，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最后，其影响程度的深入性具有调整的必要性。在涉及情势变更的情形之下，法院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合同。

在当事人对于解除并无异议时，基于不可抗力之通知即对双方产生效力。而法国新债法则是要求双方当事人在对情势变更产生时先进行协商，此时债务的履行并不因协商中止。

有学者认为，在适用不可抗力及情势变更之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判定该合同是否有履行的可能。[7]参见沈德咏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但是并未就不同原因引起的商业风险进行详细分析。最后，在法律层面要从严把握某些核心要素，明确情势变更制度的兜底性适用原则。

以上两种情况均无法成立情势变更，若合同无法履行则相关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是由于此类合同的履行期限较长，一般为二十年。可见，法院在实践中对于要素的把握仍然是仅仅围绕着情势是否能够预见以及交易之性质这两点来考察的。如此一来，无论是从成本上考量还从可操作性上来说都比现行制度更胜一筹。

一般而言，根据笔者总结的案件判决书的内容分类整理，当事人提出变更合同要求的诉讼请求均是针对履行合同成本过巨而导致显失公平的问题，并非完全的履行不能。我国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当出现情势变更的情形，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表述：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虽然无法预见、非不可抗力造成及不属于商业风险三个表述属于并列的地位，但是其作用明显不同。那么基于此理由对单一合同进行调整就缺乏必要性和可能性。

例如，法国新债法中将情势变更条款置于第四章合同的效力之中，明确情势变更属于合同强制力的特殊情形，对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二、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效力层级 有学者认为，情势变更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应当分为两个层次。按照案件的事由可以再细分为因法律、法规或政策的改变而导致的情势变更，以及因政府的行政行为导致的情势变更以及诸如当事人意外死亡等其他事由。当事人应当能预见却未预见的，即属于过错。狭义上来说，合同的履行不能也会在客观上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都有类似规定。

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因此，维持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既是出于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自身的意思要求也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相对于鼓励进出口或者产业调整这些政策来说，奥运会及各种峰会的举办更为特殊。

根据我国《合同法》117条的规定，仅有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责事由。[10]参见河南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郑民三终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德］卡斯腾·海尔斯特尔：《情势变更原则研究》，许德风译，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4期。由于政府出台的政策导致一方失去原本合法的受让身份，或者使得经营条件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在协商能力相近的主体之间，承担更多风险的一方往往会支付比公平对价偏少的交易成本，或者直接体现在其未来可能的高收益之中。综合以上讨论，我国目前虽在形式上采纳的是二元模式之立法，但在实际法律适用中产生了一元模式的混乱局面，其原因在于对两制度的定位没有作出精准切割。

[13]实际上对于此类高风险的交易，长期合同的当事人往往会自行设定复杂的公式，分配潜在风险，如与通货膨胀或者生产成本挂钩的价格自动调整条款等。【期刊名称】《法学评论》【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6 进入专题： 情势变更 不可抗力 可变更合同 。

由于政策改变而引起的市场反应有强弱之分，对于一般性的双方可以承受的价格调整区间，此时虽较合同签订之时履行的基础有所不同，但是未达到需要撼动合同之约束力的地步，一般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不必作出额外调整。情势变更制度是合同约束力的反向作用力，因此其规范的时间点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

人力资源成本上涨又与一国的就业政策紧密相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密市三诚物资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10]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以后，约定在租期20年内租金仅于2013年后（约合同履行13年后）可做部分调整，该期间职工工资、房租、土地、油料等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变化是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和防止的，即使预见，也不可预见涨幅会如此之大。

因此，虽然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某一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甚至会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严重影响，只要该履行行为具有可能性便不能认为是不能克服的情形。（三）情势变更的不可预见性 对于情势变更不可预见要件的存续学界并无太大争议，但在学者的讨论中却往往将不可预见与该情势变更系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所致相提并论，甚值商榷。但对于法院对合同的调整方式亦存在一定的争议：究竟应仅仅准许法院直接解除合同还是应赋予法院变更合同予以填补漏洞的权利？这种合同拘束力的例外情形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合同的效力？ 合同的拘束力，又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是当事人必须为之或不得为之的强制状态，或来源于法律，或来源于道德规范，或来源于人们的自觉意识。[30]参见王洪、张伟：《论比较法研究域下的情势变更规则及其适用》，载《东南学术》2013年第3期。

双方当事人应当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以自己真实的意图达成合意。[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虽然仅在《合同法》及《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不可抗力制度的内容，但也根据实际需要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增加补入了情势变更制度，之后也不断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方式不断完善情势变更制度的裁判规则。后该案件的二审法院正确的将2013年后调整租金的事实纳入考量，并认定双方在合同订立之时已全面考虑到土地使用权租赁价格上涨的因素，该案件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但是对于举办奥运会、各种峰会等活动造成的当地某种产品的市场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形，是可以适用情势变更予以调整的。对于影响范围甚巨的社会性事件，更宜根据其性质作出不可抗力的认定，在免除双方责任的基础上直接解除合同。